此处的“运”，并不是民间传统意义上的运，它指的不是那种出门捡钱的“运气”，而是行运。“行运”为专有名词，它是根据命主八字排出的，一套以十年为周期的调整八字先天状态的流年系统。根据这套系统，当命主流年进入增益八字优势，遏制八字不足的大运时，便是好运。反之，当命主流年进入遏制八字优势，放大八字不足的大运时，便是衰运。
行运系统的伟大之处在于，它提供了一种在时间轴上调整先天命理不足的机会。说简单点就是，八字再烂的人，也会有时来运转的风光，八字再好的人，也会有出门踩狗屎之忧伤。这是一种天命视角中的公平、公正、公义。上天不会遗弃每一个人，上天也不会只帮一个人。一竿子打死的命运不叫命运。
但是，这种公平是有限的，它只代表一种个体层面的微观的公正，从宏观角度来说，烂命的人，就算行好运，他也不可能富可敌国，好命的人，就算走衰运，他也不可能露宿街头。所以，行运在运势里的权重只能排在第二位，它永远改变不了先天八字对人的决定性影响。
而且，关于行运，命有决定性的作用。首先，何时开始行运，是由八字决定的，根据八字的不同，每个人起运的时间也不同，起运早的人，一岁之前就开始行运，起运迟的人，第一运要等到十一岁，这中间就相差十年。如果寿数相同，那么，起运迟的人要比起运早的人整整少行一运，白白少了一次修正命理不足的机会，人生的综合运势自然大不相同。
再者，基于八字的不同，行运的顺序也会不同。纵观历史，少年成名者大有人在，项橐七岁即为孔师，甘罗十二便是秦相。但相较之下，各自的生命轨迹又大相径庭。有的人，少年成名，却英年早逝。西楚霸王项羽，起六国之雄兵，灭强秦于无息，三十岁不到的年纪自绝乌江之畔；小霸王孙策，强横勇毅，横刀立马，凭一己之力为东吴筑基，二十六岁死于刺客刀下；骠骑将军霍去病，大破匈奴，封狼居胥，二十三岁因病去世；初唐四杰王勃，一篇《滕王阁序》，前无古人后无来者，二十六岁溺死他乡。有的人少年成名，及长却泯然众人。方仲永无师自通，提笔成诗，却落得一惨淡农夫的结局，王安石《伤仲永》写下无限感怀；董方卓天赋异禀，速度过人，加盟曼联，成为中国球员进入欧洲豪门第一人，现如今，却在国内的二级联赛都打不上主力。有的人，少年成名，一世称雄。光武帝刘秀，于海内分崩之际在家乡以一介布衣起兵，经过一十二年，灭关东，平陇右，屠西蜀，建立东汉政权，在位三十三年，大兴儒学、推崇气节，东汉一朝也被后世史家推崇为中国历史上“风化最美、儒学最盛”的时代。天可汗李世民，十六岁救隋炀帝于雁门，十九岁鼓动李渊起兵晋阳，随后破薛举、灭刘武周、围王世充、擒窦建德，虎牢之战，一战灭两王，打下大唐江山十分之六。二十三岁封天策上将，尚书令，陕东道大邢台，二十八岁玄武门兵变成功，突厥见长安政变，发兵十万，乘机入侵，当时长安仅一万守军，太宗一行六骑于渭水南岸演空城计，缔结盟约，退突厥十万之众。登基之后，苦心孤诣，励精图治，贞观之治，堪称中国历史第一盛世。有的人少年成名，却生活失意，仕途绝望，最终寄情书画，光耀文史。诗仙李白，五岁诵六甲，十五成诗赋，青年仗剑去国，辞亲远游，风流倜傥。有心入仕，却报国无门，客居长安数十载，四十二岁才得以入职翰林，最终却再无进展，挂靴而去，纵情山水，举杯邀月，最终成就诗仙威名。
大器晚成者也不再少数。姜太公子牙，出生时家道没落，半生贫寒，屠牛朝歌，卖食棘津，衣食难安。直到七十二岁才遇到姬昌，成就一代帝师盛名，开周朝八百载大统。晋文公重耳，四十三岁开始逃亡，浪迹列国十九载，归国后成就制霸伟业。汉高祖刘邦，乡间浪人，四十七岁才点起兵马，五十五岁登基称帝。
以上种种看似跌宕起伏，大开大合，实则情理之中，意料之内。因为，这都是行运的不同带来的，行好运早的人，便少年成名，行好运晚的人，则大器晚成。这，就是决定我们终身运势的十因素里的“二运”。
我们关注行运，并不是刻意强化运的束缚，而是要告诉大家，大的运势环境虽然自有定数，但是在这种背景框架下，我们又可以通过一些努力，跳脱而出，在一定的范围内掌握命数的发展轨迹，更好的实现我们的人生诉求。毕竟，命不可改，但运已经具备一定的可操作性。当你的好运开始，一定要大干苦干，只争朝夕，当你的厄运来临，一定要谨小慎微，克复守己。踩准人生的步点，你就已经赢了80%，就像有时候开车一路都遇见的是绿灯，人生如果此番畅达，夫复何求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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